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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建川计划建一百座博物馆已建好三十几座图

发布时间:2019-06-08 07:19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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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建川已经建了三十几座博物馆,在他的计划当中,将有一百座博物馆。 周岗峰 摄

谈民间博物馆 繁荣只是假象,数量没有意义

新京报:建川博物馆传达着什么样的价值观?

樊建川:应该这样说,我们博物馆的角色是敲警钟,它不是春花秋月、才子佳人之类的东西。因为不管是“文革”文物,还是抗战文物或者地震文物,都是在敲警钟,对“文革”中错误的行为,对法西斯,对大自然的灾害等敲响警钟。它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,它是为社会储藏经验、教训的容器。在我看来,一个人的经验和教训决定了他一辈子的抉择和走向,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验、教训决定了这个民族、国家今后的走向。另外,通过建川博物馆,我们希望能理性、全面地触摸真实的历史,从老百姓的角度、草根的角度,从细微之处接触。

新京报:现在似乎有个趋势,民间博物馆越来越多,有艺术品博物馆,有以婚丧嫁娶为主题的博物馆,有“文革”、“汶川地震”等与大事件有关的博物馆,不胜枚举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?

樊建川:这很简单,改革开放三十年,积累了财富。有句话简单而明确,叫“盛世收藏”,也就是说,人有钱了,时代太平,才有可能来买东西,搞收藏。

但是我觉得,现在民间博物馆的发展还不行。数量没有意义。你说民间博物馆有一万座,有什么意义呢?有的博物馆二三十个平方米大小,甚至都不开放,只是充当了一个数字。说繁荣,其实是一个假象。好像这里有民间博物馆,那里有民间博物馆,但可能今天开,明天就关门了。

仅仅说展厅这一项,还是官方博物馆大。你就说北京,马未都的私人博物馆也不大,陈丽华的紫檀博物馆,我知道的还有一个晋商博物馆,展厅都很小,加在一起,可能没有国家博物馆一层楼的展厅面积大。但是,我有个判断,未来三十年,如果政策鼓励、扶持的话,民间博物馆有可能占到半壁江山。

新京报:民间博物馆大多维持困难,不到几年,热情、财力消耗殆尽,难以为继。这和官方博物馆截然不同。这如何解决?

樊建川:从经济角度来说,民间博物馆完全没有“造血”功能,它就是一个花钱的篓子。关键是,官方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不在一个起跑线上,在获得文物、建馆土地、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不平等;民间博物馆在发展,政策、法规滞后,跟不上,因为没有以前对待民间博物馆的经验。有很多人一腔热血投入进来,建了一个博物馆,但往往中途夭折。像我们这样,这么大的规模,开馆开了八年,在全国是一家。我只是希望,官方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能够在政策上,包括取得土地、经营管理、税收、评选和奖励等方面,一视同仁。

新京报:不过,建川博物馆看起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,因为它形成了一个聚落,不仅有博物馆功能,还有丰富的商业配套。

樊建川:我们把它形成了一个旅游项目,形成了一个文化产业,而且有了规模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的博物馆题材有垄断性,别人没法靠近——我们是中国的抗战博物馆,的“文革”题材的博物馆,也可能是、的地震题材的博物馆。我们的博物馆具有性,比如你要看国民党抗战,看美军抗战,或者看汉奸丑态,你去其他的地方很难看到,你得到我们这里来。也就是说,我们不做,做了很多的“”。我们有知青博物馆、川军抗战馆、战俘馆等,现在在做的长江漂流博物馆,都是“”一家。我们有无数的,反过来说,就有了无数的,这是我们核心的竞争资源。

当然,这些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就考虑到了。在经济上,民间博物馆是一个低能儿,太弱了,靠自己生存是没有可能的。我们的博物馆现在可以靠自己生存了,主要是和文化、旅游结合,强调创意,做很多个“”。

谈中国梦 想建改革开放博物馆

新京报:冯骥才先生提出,要把大学博物馆化,让学生在博物馆里学习、生活。我看你在这个博物馆聚落里建了三十多座博物馆,是把小镇博物馆化。

樊建川:我们的博物馆小镇,国家已经颁发了牌子。在安仁镇上,生活着几万人,他们生活在博物馆里,所有人的就业,都围绕着博物馆。这是好事情,我们去的时候,镇上一片荒凉,没有任何就业机会,现在一个镇不用搞工业,不用搞农业,不冒烟,没有污染,就解决了就业问题,不是一两天,可能会维持一千年。另外,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文革”、“抗战”等博物馆变得更重要,文物的历史价值会更高。

新京报:这可以说是一种可见、可实现的中国梦?

樊建川:我想建100座博物馆。建川博物馆聚落,基本上做完了,里面有30多座博物馆。我们在四川雅安签了一个合约,将要建20座,另外做改革开放博物馆聚落,要建30座,这正在谈,可能在上海,也可能在深圳落地。你看,这加起来已经80多座了,建100座不算浮夸吧,三分之一已经摆在那儿了。

我想做的是改革开放博物馆,因为我们亲身参与其中,自己就是受益者,这活是我们干的。抗战是父辈的事情,“文革”严格来讲,也不是我们这一辈的事情,那时我才9岁,但从1978年开始,我们就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。

我觉得,相比“文革”博物馆、抗战博物馆、地震博物馆,改革开放博物馆更有现实意义,它为未来三十年提供参照,提供路标,不是为了怀旧,不是为了树立丰碑,是让我们思考,未来三十年这条路我们还能不能走下去,高速公路还能不能这么修下去,房地产还能不能这么搞下去,钢材市场还能不能这样继续扩大规模,很多问题都提出来了。

至于你说的梦,梦其实是个“理想”。年轻的时候,我的梦想是吃回锅肉,能够把肚子填满,不会梦想建博物馆。对建博物馆来说,不说建100个,就是建一个,也是不太敢想的;之所以提出建100个博物馆,是因为已经建了30多个。遇到一个好时代,你可以挣钱,你可以搞收藏,你可以讨论一些“禁区”,可以申请办博物馆,我觉得,不是我有多能干,是时代能干,改革开放的时代太能干了。

■ 手记

幸福的受苦人

采访中,樊建川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一个“受苦人”。

在很多照片里,樊建川皱着眉头,一脸严肃,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,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。但预展现场,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,媒体围着他,他不停地讲故事,说历史,现场欢声笑语不断。这种状态,持续到餐桌上。只有在吃完饭,媒体人散尽,他才回到了那个看起来严肃、心事重重的自己。

樊建川对我说,他的生活极其简单,和博物馆员工一样吃住,“不打高尔夫,不洗桑拿,不唱歌,不吃海鲜”,“就是一个受苦人的状态”。这个状态,终还是和“当兵的人”联系起来,在樊建川看来,当兵的人只有两件东西,一条命、一个背包,命是拿来拼的,背包是拿来扔的。“我的背包只是大一点而已,就是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也是拿来扔的,要扔给国家嘛。”

具体来说,新时代的“受苦人”一年四季没有假期,忙个不停;每年大年三十,和博物馆保安在一起过;为了建博物馆,卖了一批地产、加油站。即便如此,对于这样的工作、生活,樊建川毫不迟疑地用一个词语来形容:享受。

“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,这是一件非常幸福、非常完美的事情。如果你要让我脱离这个轨道的话,让我到哪里坐着喝茶,停留一天,我都受不了。”樊建川说。

■ 花絮

猪坚强活得挺好杀它就成了事件

猪坚强还活着,现在已经六岁多了。我们让它活着的重要因素,就是它从汶川地震中活了下来,很有价值。它看到我觉得特别亲,如果我带着一帮人去看它,它就会什么人都不管,只拱我一个人。

猪坚强和我家里的狗一样——猪、狗都属于十大聪明动物——狗能很快认出谁是家里的老大,哪怕是老大不去管理它,不去喂它,不帮它洗澡,它还是能感觉出谁才是老大。猪也是这样,猪坚强也是这样。前几天,我去看它,聪明得很,哎哟,那个劲。

猪坚强的问题是什么呢?在汶川地震中,猪坚强饿了36天,300多斤变成了100来斤,身体已经非常糟糕。后来,刘永好说,建川,猪坚强的吃饭问题,我们提供饲料支持。吃他们提供的饲料,三个月猪坚强就从100多斤,又回到了300多斤,四个月就达到了400斤,长得滚圆,走都走不动。走路的时候,那个猪蹄都裂开了,太重了。我才反应过来,马上停止吃饲料,叫停了。从此以后,这五年,猪坚强一直吃玉米,还有其他豆类食品,吃白菜萝卜,它的体重慢慢往下降,现在大概有350斤吧。

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,猪坚强可以活十年,它有可能是有记载的猪里面活得久的。谁敢杀它呢?杀了,就成了事件,等着它老死。

在我们博物馆,这个猪真是(聪明),真是……你比如说,有一个房子是它的卧室,卧室后面是花园,它可以走出来,散散步;前面是展厅,是它的办公室,每天早上大概九点,叫它出来,它就从卧室到展厅来,下午5点,它自己都知道,爬起来就回去了,下班了。在我们这里上了五年班,没有在展厅里拉过一次屎,撒过一次尿,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,这太神了嘛。当时,我就担心,展厅里会很臭,还把展厅做得斜一点,随时用水龙头来冲。可是,没有,五年了,干干净净。

猪坚强原来的主人,那个大爷,每年五月十二日,还会来看它,提着个蛋糕,正儿八经地来看它。大爷也觉得这只猪太神了,报纸报道之后,猪坚强这么大的名气,觉得家里出了个名人。猪坚强认识他,每次大爷来,都很高兴。

口述:樊建川

整理:吴亚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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